语言的演化与人类的种族迁徙、文明进程以及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这不仅关系到对人类自身起源的探索，更关系到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等根本性问题。那么，人类语言到底起源于何处？2月13日，记者从复旦大学研究成果发布会上获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教授的课题组与中文系陶寰副教授通过多年合作研究，发现人类语言的语音多样性分布具有可循性规律，欧亚大陆的语言语音比较复杂，而非洲的略简单，美洲与澳洲更简单，语音最复杂的前几种语言都出现在中国，全世界的语音分布可能指向语言的最近扩散中心在里海南岸，扩散时间约在2-4万年前。
语言“通天塔”：非洲？亚洲？
语言人类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的语言是否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其形态的演化是否有规律，最极端的进化形态会怎样。在西方的传说中，人类最早都是用同一种语言，为了到天上去，大家齐心协力要建造一座“通天塔”。这冒犯了“上帝”，于是他让人们的语言变得不同，不能相互沟通，人们就四散而去了。所以，语言人类学中把寻找语言扩散的中心比喻成寻找“通天塔”。
人类语言起源于何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学者阿钦森认为，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他认为，早期人类自从能够使用语言交流后，随着人口移动，语言自身也在不断的发生演化，而追溯人类语言的起源，如同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分析一样，可能最早形成于非洲大陆的中部或南部。他借助世界语言结构图集，通过对全球504种语言分析认为，一种语言音素数量关联人类扩散至那一地区的时间，年代越早、音素越多。2011年4月14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他的有关研究报告。2012年2月10日，李辉的课题组与陶寰根据自身研究成果，联名在《科学》刊文反驳新西兰学者阿钦森的“人类语言起源非洲说”，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语言有一个扩散中心——“通天塔”的话，不应该在非洲，而是最可能在亚洲，精确地说是在里海南岸。这与传说中“通天塔”的位置不谋而合。
复旦研究团队收集了全世界95个语系的579种语言资料，选取世界范围内的每隔一个纬度、经度的网点，研究其语音的复杂度，详细分析其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发现以里海为中心呈普遍下降趋势，离它越远，复杂度越低。研究认为，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反映的实际上并不是现代人最初的起源过程，而更可能的是发源于亚洲中南部的人类第二次大扩张，与人类的Y染色体多样性分布规律对比分析表明，这次大扩张可能发生于2-4万年前，辐射到所有的大陆，并回流到非洲，形成了现代种族的主体格局。
寻找语音复杂度的变化规律
在谈到研究方法时，陶寰表示由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辅音和元音，因此主要依据语音里的辅音、元音和声调，寻找现代人类语言的语音类型，通过语音的复杂程度来推断早期人类的语言“集散地”。陶寰说，“肯定会有很多语言学家对这个是有怀疑态度的”，但需要在传统的语言学方法上寻求突破，用其它的手段来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研究认为，随着人类迁徙到不同的地方，语言的差异性逐渐显现，分别体现在语法、语音和词汇三个方面，其中语音最有规律。语音包括元音、辅音和声调三方面。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这三方面的复杂性上差异很大研究发现。辅音，也就相当于汉语中的bpmf等声母，在所有语言中最少的只有7个，而最多的高加索山区的优必语甚至达到过180个，不过优必语在1992年已经灭亡了。声调并非所有语言都有的，主要出现在东亚、西非和北美。汉语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而声调最多的是贵州锦屏县的南部侗族语，可以达到15个声调，说话好似唱歌，而侗族大歌确实是世界闻名的奇妙音乐。元音，就相当于普通话中的aoeiu等韵母，其多样性差异比较适中，一般从2个到十几个。但是上海奉贤区金汇镇一带的偒傣话方言却发展出了20个元音，复旦的研究者认为其可能是世界上元音音位最多的语言之一。通过计算生物学的方法对搜集到的语音素材进行深入分析和运算，他们发现语音的复杂度在某些地方会慢慢地飙升到顶峰，而在某些地方会跌落到低谷。李辉说，“有些地方会到最复杂的程度，有些地方会到最简化的程度，人们会问人类语言的极限在哪里。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像地理大发现、奇异新物种搜寻一样。”
学界探讨语言发生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如何研究现代语言的共同祖先，是语言学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开长期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他认为，语言的演化情况复杂，在分化过程中有着互相影响、互相接触的一面，音素的复杂程度会由于历史变迁的各种因素发生改变，可能会变得很复杂，也可能会变得很简单，这种情况在同一个语系、同一个语支或者同一个语族内部都会出现。近几十年分子生物学发展迅猛，对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补充研究势头强劲。他认为，语言的分化和人类的分化有着密切关系，在研究语言起源问题时，就语言学本身来讲，确实有局限性，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相结合，各学科研究成果相印证，才有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他进一步表示，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之间的沟通借鉴十分重要，但应谨慎考察各学科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潘悟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语言发生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这一工作在国外已经起步，国内也开始初步的探讨。复旦研究团队运用生物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语言发生问题非常新颖，也值得支持和鼓励。他在阅读过文章之后认为，该文提出根据语音复杂度的分布格局与Y染色体多样性分布格局的比对，发现里海南岸是处于扩散中心的位置，这一研究发现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假设和新的问题，对于其中所包含的证据，学术界应当给予重视并做出合理解释。